Be a man

第四章　自由、社會與社會體制

　　從工作場所中的權力鬥爭轉變為消費世界的個人競爭，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縱觀資本主義歷史的最初階段，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工作同時佔據了個人，社會以及體制三個層面上的中心位置。實際上，工作成為將個人動機、社會整合與體制管理聯結成一體的環節，並充當它們之間互相契合與協調的主要工具。資本主義進入了消費者階段之後，工作被逐漸擠出了這一中心位置。幾乎在每個層面上，消費自由取代了工作的位置。在由「消費倫理」所引導的生活中，工作(至多)是一種手段；相反地，人們在物質報酬中追求和尋覓滿足、自主和自由。處在消費階段的資本主義體制，不但已不再壓制人類追求快樂的傾向，而且利用這種傾向來維護自身的存在。對於消費體制來說，隨心所欲地花錢以尋求歡樂的消費者是必須的；對於個別消費者來說，花錢是一種義務──也許是最重要的義務。花錢的壓力存在於各種層面上；在社會層面上，存在著象徵符號競爭的壓力，即通過獲得與眾不同的獨特性和差別來塑造自我形象的壓力，以及通過生活方式和具有象徵意義的身分來尋求社會認可的壓力；在體制層面上，則存在著大小貿易公司所形成的壓力，這些公司攏斷了對美好生活、對實現美好生活所必須滿足的需求，以及對具體滿足方式的解釋。屈從於這些(享樂義務的)壓力，人們將保證得到快樂。(p91-5)

　　現代人的思想與行為受到無處不在的「大眾傳播媒體」的深刻影響。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m)在其著名的「媒介即信息」一語中，包含的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觀點，那就是無論傳播媒介提供的是怎樣明確的信息，其實對觀眾影響最有力的是傳播信息的途徑和形式，而不是信息的「內容」。「戲劇性的傳播方式」具有一系列的區別性特徵，這些特徵對消費者的生活方式，對一向充滿敵意的現實與快樂之間獨特聯盟，以及對不需要以飽嘗不安全之痛苦來換苦自由的奇異存在方式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首先是「真實的事件只發生一次，是不可逆的，不能重複的；而戲劇看起來像是一件真事，但它卻可以任意地重複。」在這個世界裡，行動只是承前啟後的許多行為的一段插曲，其影響是暫時的、可以挽回的，因此，也許不必承擔過多的道德責任。事件就是個人所做的一切。它們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人們這樣選擇的結果。所以事件的最終意義在於促使事情發生的個人動機。每個事件後面都隱匿著一個可以做出自由選擇，並具有明確目的的個人，因而世界只是一系列的事件，也可以說世界是選擇的匯集──恰如自由消費者的生活世界。戲劇世界與生活世界互相映照、互相複製、互相確認並互為提供合理性。電視不僅「真實世界」描繪成戲劇，而且使它變成了戲劇，並用戲劇事件的形象來塑造它。在電視的作用下，「真實世界」的確變成就像一齣舞臺劇。觀眾通過電視而瞭解到的那部份「外在世界」(world out there)正在擴展；這是一個由電視自身創造的世界。「真實的歷史」是什麼，以及其界限劃在哪裡，已不再清楚了。媒體世界之外的任何東西既無人問津，也無施展餘地，政治逐漸從個人生活的視野中消失。(p96-9)

這和國家作用的變化是相關的，昔日由國家所承擔的「再商品化」這一曾是舉足輕重的角色，正在慢慢地消亡；其次是，國家日益退出對勞資關係的直接干涉，減少對再生產財富(做為資本)和人類個體(做為勞動)之領域的關注和責任。在我們現有的體制中，資本主義是做為消費者而介入社會的。但這種介入並不需要國家的主動干涉。產生共識和恰當的社會行為，都由消費巿場負責完成。巿場導向成了社會整合所需要的一切。(p99-101)

希爾斯曼(A. O. Hirschmen)曾區分出公民藉以控制那些統治他們的權勢的兩種方式，並分別稱它們為「退出」(exit)和「申訴」(voice)。做為一種整體的消費巿場可以看做是一種從政治中的制度化退出；或者說做為一種非常強的誘惑力，這種巿場旨在刺激未來的消費者成群地脫離單調乏味的政治和官僚的管理世界。境況較好的社會成員的大規模退出，使得環境較差之輩的「申訴」難以引起反響──他們的「破壞力」太小，以致政府完全可以放心地置之不理。消費時代的政治悖論表現為，一方面那些能夠對政治決策產生影響的人無動於衷；另一方面那些依賴於政治決策的人，則又幾乎對政治束手無策。生活在貧困狀態或接近貧困狀況的人，在一個消費者社會中，他們被界定為有缺陷的消費者；他們的「缺陷」(imperfection)(被用來證明歧視他們的合法性)在於無力參與自由選擇的競賽，並明顯喪失了行使個人自由以及處理介於他們與巿場之間的做為個人私事的生活事務的能力。在消費社會中，貧困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狀態，貧困者是一個無法從事對一個「正常的」社會成員來說是適當的社會行為的人。不由自主狀況和滲透一切的官僚管制造成了他們同社區其他成員(他們是自由的、自主的)的分離。官僚組織決定人們的需要，意味著個人自主和自由的永久缺乏。在消費社會中，不由自主生活的狀態構成了一種剝奪。被剝奪者的生活受到官僚組織的支配，在被剝奪者的生活中，政治是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的；政治一方面深深地滲透到個人生存的最隱秘的領域，另一方面則是遙遠的、異己的和不能接近的。在消費社會中，官僚政治所造成的壓抑是消費者自由的唯一替代選擇，而消費巿場是逃避官僚壓力的唯一場所。處於消費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這種逃避之路向絕大多數個人敞開。(p102-6)

共產主義制度代表著一種通過消費巿場整合起來的社會之替代選擇，而沒有消費自由則是這種替代選擇最突出的必具屬性。國家的政治威力在這裡建基於國家「確定」個人行為之「決定因素」的能力之上。每個個人問題都直接成了政治問題；如果不能促成政治權力的某種擴張，個人問題就無法解決。如果說在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中，國家能夠處之泰然地看待政治和社會觀念的激增和擴散，因為無論是體制整合還是社會整合都不再取決於對某種特定的合法準則的普遍接受，那麼共產主義國家卻因知識分子發表的每一種不同意見而發生動搖，因為它們沒有提供任何人從政治中退出的途徑，所以也不能指望通過言論來表達抗議的趨向會自行消散，而主要依賴於撲滅持不同政見者在政治上鼓動騷亂的任何企圖。從以上的考察看來，政治－官僚組織的壓制是替代消費自由的唯一抉擇；至少是唯一「真正存在的」抉擇。而且還說明了，對當代大多數成員來說，個人自由(如果可以獲得的話)是以消費自由的形式出現的，同時帶著所有令人愉悅而又不十分愜意的屬性，一旦消費自由滿足了個人關切、社會整合以及體制再生產的要求，那麼政治官僚組織的強制壓力就可能消除了，往昔觀念和文化慣例的政治引爆力將失去作用，見解、生活方式、信仰、道德價值或審美觀的多元性將毫無干擾地得到發展。然而，悖論在於，這種表達自由，仍然是由上述體制所決定的，雖然是隔著一定的距離決定的。(p108-9)

第三章　自由的收益和代價

每當我們難以使責備「人格化」(personalize)，我們就就傾向談論社會壓抑；一種恰恰是由於社會的存在而產生的壓抑，一種無可避免的、天然的必要性(這時我們對此無可奈何)；或是一種由社會的組織不當所引起的壓抑(這是我們仍然希望消除這種差異)。壓抑的感覺之根源，在於人們自己的意圖和按照這種意圖去行動的可能性之間的衝突。在功能分化的社會中，實際上所有人都是「由社會所擺布的」(socially displaced)。悖謬的是，也正是幸虧了這樣一個功能分化的社會，個人才具有許多選擇的機會，從而使他成為一個真正「自由」的個體，並產生了大範圍的受壓抑的經驗。一旦受壓抑的經驗是人所共有的，那麼尋求自由的動力也是如此。只是認為自由是對壓抑的矯正，那麼自由的意義就依然是清晰的。「徹底自由」(complete freedom)只能被想像為(然而不可能付諸實踐)絕對的孤獨：完全割絕與其他人的任何聯繫。然而長期離群索居，必然會陷於失去保護和不穩定加劇的雙重困境之中，而每種困境都足以使自由的任何可想像的益處化為烏有。如果徹底自由僅僅是一種心理實驗而不是一種實際經驗，那麼一種略為弱化的自由則是以「獨處」的名義行使的。獨處是一種拒絕其他人在特定的時間或特定的活動中侵入特定場所的權利。然而，獨處的昂貴在於，它必須以獨處的名義出賣掉其他的個人需要。獨處至少要求暫時中止社會交往；沒有其他人來分享你的夢想、憂慮或者恐懼，或提供幫助和保護。(p63-5)

喬治‧巴蘭廸爾考察了自由所固有的含混性，指出這種含混性與所有權力同樣持久的矛盾心理存在著親緣關係。權力可能是暴虐的，因而在壓制人的時候是有效的，權力才會被視作是一種規則性的保證，並被體驗為一種秩序感和安全感；由於這個原因，人們傾向接受它，即使同時它做為特殊秩序的監護者而引起人們的憎恨和抗爭，因為在這種秩序中種種有爭議的問題是以違背人們的利益而加以解決的。矛盾心理的的這兩種情況(自由的體驗以及對團體成員的約束)不斷產生共同體的夢想：這種共同體既能結束孤獨的擔憂，又能消除壓抑的恐懼。而這種幻想的根深植於當今的現實之中。(p65-7)

資本主義革命激發了大眾對於自由的幻想，然而，大多數人卻發現自由意味著必須依賴自身的能力。對許多人來說，強權再一次成為一種優先權──而一個以法律、秩序和確定性的靈丹妙藥來迷惑人的潛在獨裁者則很有可能受到人們廣泛的擁護和熱烈的歡呼。資本主義的後期階段發展，信息技術的驚人發展和所謂「關懷人的職業」以及「社會泰勒主義」的新翻版，使得對個人生活的社會控制有了巨大的發展，而這種控制是針對消費者行為的。「控制比以往更密切地與社會關係融成一體，儘管它可能並沒有採取嚴厲或令人不快的形式，但仍然比以往更加無孔不入，以致即使從例行公事和慣常的工作場所『逃避』到癖好、假期、幻境等的種種『企圖』，也常常都是編制好的。」諾伯特‧埃利亞斯提出了一種理論來描述資本主義和「自主個人」之間的進一步分離是不可避免的，其軸心概念是「消除競爭」(elimination contest)和「攏斷功能」(monopoly function)，「通過連續不斷消除競爭的過程，越來越多獲取權力的機會將會聚積在越來越少的一部分人手中。」人們能夠預料以典型的資本主義方式處置個人自由的情況，將局限於越來越小的那部分人口。依靠自己的力量，爬上社會最高層的孤獨的實業界巨子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p67-71)

現在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已超越了恪守制度上確定的目標、規則和行為模式。個人自我作主的內驅力已從物質生產領域被排擠出去，而在消費世界開闢了另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消費世界明顯擺脫了其他一切競爭形式所具有的自我毀減傾向，這是通過將個人之間對財富和權力的競爭提升到對象徵符號的競爭而得以實現的。Pierre Bourdieu對這種自我推進和自我維繫的機制做了詳細而深入的考察，他的結論的要點是，社會地位之間的差別，而不是地位本身，是由消費世界所界定的競爭的真正本錢；「境遇的差異和更為重要的地位的差異，在象徵意義上是系統擴張的目的。」地位差異的量是沒有盡頭的。個人自由的領域從爭奪財富和權力的競爭轉向象徵符號上的競爭，為個人的自我作主創造了全新的可能；由於象徵符號上的競爭絕不會面臨迫在眉捷和無可挽回的失敗危險，因而它並不一定包含受挫和自我毀滅的萌芽。這種競爭，由這種競爭所喚起的個人活力，由它所提供的選擇的多樣性，以及由它所帶來的個人的滿足，都完全是貨真價實的。(p71-4)

今天，資本主義並單單一個競爭所能界定的，毋寧說它已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系統，這個系統由數目有限的(並仍在減少中)的控制中心來操縱和監控，每個控制中心都以日益有力而昂貴的信息採集和製作手段來裝備自身。資本主義早期時代關注於確立自我認同，並贏得社會認可的自我作主的個體仍然充滿活力──他只是從另一個生活領域來尋找問題(我是誰？)的答案，並相應採用了不同的手段：透過身分團體內部的競爭和不同品味之間的競賽而獲得。這是第一個為資本主義社會大多數人所遵循的個人自由和自我作主的新模式，不僅是在意識型態上的幻想，而且是人們在實際生活中所遵循的。這一進程同象徵符號上的競爭替代財富和權力競爭的過程是緊密相連的，使消費擺脫了「物質需求的自然限制」。隨著消費被牢固地確立為個體自由的一個焦點和競技場，資本主義的未來看起來似乎比以往更為安全。社會控制成為一樁輕而易舉的事。消費巿場成為一種被控制者心甘情願和滿腔熱情接受的控制形式，它的主要魅力也許在於它提供給公眾誘人的自由，而這些公眾在其他的生活領域中發現的僅僅是常令人感到壓抑的束縛。提供自由的這個巿場，同樣也提供了確定性。這種巿場提供給個人的是「純粹個人的」選擇權利；然而它還使這權利得到了社會認可，從而驅除了影響自主意志之快樂的不安全感這一幽靈。消費巿場以一種悖謬的方式實現了那種「幻想共同體」──在那裡，自由和確定性，獨立和集體生活彼此毫無衝突地相互共處。(p74-8)

消費巿場提供的處置自我建構的方法，是從大量出售的商品中選擇身分象徵符號。被選擇的符號可以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匯集起來，從而得以形成大量「獨特的組合」。巿場方法利用形象來塑造自我，這種自我逐漸等同於其他人所能看到的和識別的視覺線索，它們代表的意義則取決於人們的理解，這種視覺線索是多種多樣的，包括巿場以實物、服務或知識的形式所提供的一切東西。個體本人所要做的唯一事情是遵循一整套東西所附帶的一種現實的命題。可供選擇的範圍是廣闊的，然而，一旦做出某種選擇，那麼這種被選定的認同通過做出必要的購買或使自己服從於所要求的訓練，而成為真實的認同。對自由選擇的社會認可(即擺脫不確定性)是巿場供給消費者的另一種服務。在顧客的頭腦中，這些象徵符號是與顧客希望借助它們達到的生活類型相聯繫的。象徵符號商品的價值，借助知名人士的威信、科學權威的確定、含混的「科學調查」、表面上「科學的」話語，以及數字上的權威而確立。所以，消費巿場是提供和獲取自由與確定性的場所；在享有確定性的同時又不損害主體自主性的確信時，享有自由便免除了痛苦，這是消費巿場的了不起的成就。(p78-82)

消費巿場為資本主義的政治穩定以及按照利潤導向的目標對其成員進行社會整合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服務。個體依賴於巿場和專家而成為個體──換言之，能夠做出自由的選擇，並能在不冒大風險和付出過大心理代價的情況下做出這些選擇。個人自由成為權力結構複製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如果說個別的廣告或電視商業廣告促進了具體牌號產品的銷售，那麼以巿場為媒介的自由和確定性的全面持久影響，就成為社會體系及其統治結構穩定性的可靠保障。然而，無論這種方法有多少主觀的和體制的優勢，它都無法不加區分地將個其擴展到社會的所有成員，所以還必須透過其他的方法來控制，比如，可以用「圓形監獄」技術的某種翻版形成。(p82-4)

社會福利就是這樣的一種翻版。社會福利的發展受到有力的推進，而對它的扺制則較弱，這應歸功於它在增強權力結構中所起的作用，即在保證社會制度(它以社會地位和機會的永之性不平為為標誌)內部的安寧和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福利制度化在近階段的一個重要趨向是它的對象逐步受到「幼兒化」(infantilization)的對待。他們的開銷、裝飾品、衣服、食物、生活方式受到精細的控制，他們的隱私權隨意被健康、衛生和教育專家不期而來的造訪所侵擾；要獲取福利方面的待遇，其唯一的交換條件是向盤問不休的官員充分坦白和徹底暴露個人生活的最隱蔽之處。福利接受者的徹底無自由，只是更普遍的管制原則的極端證明，而這一原則著重於消費者導的社會體制之活力，公共產品的實用價值附帶著否定的象徵價值(這是落在那些被迫消費它們的人頭上的恥辱)，所以在消費所推動的象徵上的競爭中，它們體現為一種債務。公共商品徹頭徹尾的虛有其表及其在地位象徵的等級制度中的低級別，勢必激勵每個有財力的人使自己從對公眾服務的依賴中「贖買出自己」而進入消費巿場。(以私人小車代替公車…)(p84-7)

儘管消費自由在理論上普遍適用，但實際上它仍然是一種特權和卓異成就。為了將消費自由當做社會控制和整合的主要媒體來使用，後期資本主義體制顯然需要將自由與它的對立面──壓抑相互並置。使消費者自由成為人們普遍喜愛的選擇，因而成為社會控制的最有效媒體的原因，恰恰在於它具有一種特權，卓異成就以及擺脫憎惡和討厭的選擇這樣的特性。(p87)

第二章 論自由的社會生成

　　自由的社會生成是指社會象徵構架(social figuration)中或大或小的分離和脫節，由此引起了相互依賴網絡以及人類互動關係的不斷變革，並使有關自由的話語得以澄清。自由的歷史是跨越廣泛社會象徵構架的一座橋樑，這些象徵構架則伴隨著等定衝突和權力鬥爭。(p36-7)

　　古猶太人以及古希臘羅馬人所留傳下來的關於不由自主狀態，或無自由狀態的理論與實踐，澄清了早期教會史上著名的「貝拉基異端」(Pelagian heresy)的插曲。貝拉基的教義以及它所招來的聖‧奧古斯丁的激烈反應關注的是「自由意志」的起源與範圍。貝拉基異端的插曲，顯示了自由的一個新的重要方面。也許一種將自由公正地置於罪惡一端，並僅將其做為不由自主的依據來使用的理第一次初露端倪。(指人選擇罪惡的自由，與上帝對人原罪的看管)。在隨後直至現時代開始降臨的數世紀中，社會意識到除了主人的統治或地方的職業團體的統治之外，整個社會沒有其他方法能維持其秩序，也沒有其他控制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對社會不構成明顯威脅，且可以為社會所容納的自由始終是種被授予的東西，並由於這種自由來自於恩賜，從而(至少在原則上)是可以嚴加控制的。(p38-41)

　　在中世紀，自由明顯地與權力鬥爭相聯繫。自由意味著免除較高權力的某些方面的控制；自由的身分證明贏得自由的人的力量，以及那些不得不放棄自由的人的軟弱。《大憲章》將君主暫時的軟弱狀態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它使君主的行為受到永久的限制，致使君主的行為更能為其臣民預知，而消除了其許多「不確定之源」(source of uncertainty)的特徵。因此，自由是少數有錢有勢的的臣民從國王那裡贏來的一種特權，不久，「自由民」的名稱逐漸被用做具有高貴出身和教養之人的同義語。在中世紀後期(事實上從12世紀開始)，自由的特權擴展至整個團體，尤其是城鎮，擺脫地主和君主本身的控制。城巿的自由使得自身及其眾多貿易免於土地所有者的管轄，並意味著貨幣和商品的流通與傳統社會組織結構的分離，也就是從國家組織和主宰人的傳統領域中分離出來；這個體系勢必成為一個獨立的「整體」，一個自給自足且自我調節的整體，它僅僅通過供求商品流通的客觀邏輯，來促使其運行和保持方向。更廣泛地說，城鎮的自由為典型的現代「人為主義」(artificialism)提供了基礎：社會秩序的概念已經不是做為人類的自然狀況，而是做為人的智慧和管理的產物，即作為一種應當按照人類理性指導的方式加以設計和實施的東西，並恰恰是指在抵禦人類動物的「自然」本性(道德上是醜陃的、非理性的、和無序的)。(p40-3)

　　自由的現代形式截然不同於其前身，事實上相同的名詞掩蓋了它們殊異的特徵。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現代自由的各種無容置疑的特徵中，有兩種特別有意思，它是們是現代自由與個人主義的密切關係，以及它與巿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血緣和關係和文化關係。現代個體性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是每個人自然的，不可分割的附屬物；而另一方面，個體性又是由以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為名義而發號施令的權威所塑造、訓練，並賦予合法性和強制實施的。事實上，個體性只是某些人的命運，關於這個事實的分析，集中於生活狀況可以被清楚地表達為個體性和自由的領域──而這些領域是經過選擇的。愛德華‧克雷格(Edward Craig)區分了西方(現代)哲學家對人類狀況的推斷上的三個先後承續的主題：認為自己是外部世界主宰的「相似性主題」；關於道德與物質需要，個人慾望與社會要求之間的無所不在的衝突；以及最後十九世紀末期，「行動單位」(agency)或「實踐」(practice)的主題──它將人的選擇自由與外在決定因素的未定性，因而是可操縱的特性結合起來──才開始取得優勢。這一最新近的主題可能最接近於現代個人主義的最基本狀況的描述：即社會權力的多元性、異質性、非神授性產生了個人選擇、主觀動機和個體責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p44-50)

　　現代個體的自由來自於不確定性，來自於外部現實某種「低度決定作用」，來自於社會壓力的內在矛盾性。社會學家將這種事態的責任，歸咎在不統一，即權力的多元性以及文化的異質性。涂爾幹將整個現代個體性的產生與不斷增加的勞動分工，以及隨之而來的每個社會成員都受到高度專業化和互不協調的權威領域的影響聯繫起來。齊美爾把個人需求「最大限度獨一無二性和特殊化」的傾向，看做是一種生活的必需品，這種必需品越來越由各五花八門的「內容和供奉品」所構成。在現在都巿社會不斷颳起的光怪陸離的旋風中，個人所能尋求的(也許這也是徒勞的)唯一堅實的立足之地是他自己的「個人身分」。尼古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將現代個體性的起源歸之於「從社會內的等級分化向功能分化的轉變」，這種轉變反過來導致了「個人系統和社會系統向更大的分化」。(p50-2)

　　除了與個人主義的密切聯繫之外，自由的現代變體還標明了它與資本主義的親密關係。邁克‧埃米松(Mike Emmison)認為，資本主義是這樣一種境況，在這裡一切人類社會的永恆實質性的經濟功能，即通過與自然和同夥的交換而滿足人類的需要，是通過在如何選擇稀缺資源的問題上運用手段－目的計算而實現的。但是，選擇和手段－目的的計算(即有動機、有目的的並受理性支配的行為)是現代社會所理解的自由之基本性定義的特徵。從這種定義可以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為自由開闢了巨大的(即使不是決定性的)社會生活領域；旨在滿足人類需要的商品生產和分配。更進一步說，自由成為一種必需品，沒有自由，經濟活動的目的就不能實現。資本主義通過「分離」(disembedding)經濟功能，即把經濟行為從其他所有的社會制度和功能中分離出來，為自由選擇的行為提供了現實條件。資本主義將自由定義為僅僅通過手段－目的的計算而不必顧及其他事情，來引導個人行為的能力。在純粹由手段－目的計算所支配的行為中，他人只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這種行為傾向於剝奪他人的選擇，並出於同樣的理由，將他人看成是行為的客體而不是行為主體。所以，與資本主義結為一體的現代自由概念，存在一種內在的模糊性，它依然是選擇性的，事實上它只能為社會的一部份人所獲得。它構成了兩極關係中的一極，而另一極是規範性調節、束縛和強制。(p54-6)

　　對「自由」特徵的混淆，造成社會學討論中許多持續性的誤解，最突出的就是對馬克斯‧韋伯的「理性化」理論的曲解。韋伯對於把自由選擇和受理性指導的合理行為轉變為現代社會每個成員的共同財產的可行性，並不抱有任何幻想。對於韋伯來說，直接地、自願地、出於自由選擇地將理性用於指導自己的行為，是一種過去是並將繼續僅僅是對少數被選擇的人所敞開的選擇。韋伯有關合理化組織社會的創見之要點，在於這種社會不允許將自由和理性的行為轉變為所有成員的財富。這種社會體系的合理性要求並淮許其領導者和設計者的行為具有自由和合理性。而對其餘成員來說，他們的行為則必須由合理設計的、成文的規則來加以管束。韋伯的圖式一方面是合理選擇的自由，另一方面則是愚弄人的、令人窒息的科層制，與通常所表達的意思相反，這兩方面並不存在不協調和矛盾的地方。自由與科層制是互相規充的。(p57-9)

　　在韋伯所提到的理性社會和耶利米‧邊沁的圓形監獄的理性社會景象之間，竟有驚人的相似性。每一種模式都納入了自由和不自由做為其同樣不可缺少的要素；每一種模式都不需要忠誠於共同價值觀念的「精神團結」(spiritual unity)，它們所依賴的是做為其功能正常運行之充分條件的假設性個人自私利。在這兩種模式中，人們可以看到有選擇地分配的個人自由，首先被被看做是一種保障整個體系之合理性的功能因素。自由則是為設計和加強約束服務的，而人們確信這種種約束能夠在社會各個層面上引發合人意願的(有益的、有用的、有效的)行為。(p59-60)

《自由》    澤格蒙特‧鮑曼, Zygmunt Bauman. 1992. Translated by 楚東平. 台北: 桂冠

導論

自由常常被視作一種不言自明的公設，個體「通常」被認為是他們自己行動的泉源，行動是由行動者的目的和意圖決定的，而行動者的動機可以為行動過程提供最終的解釋，每個個人的自由意志和獨特性被認為是一種「赤裸裸的事實」(brute facts)，即視為一種自然的產物而不是特定社會的產物。社會學最初是從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驗所提出的種種問題而形成的，而這些經驗常常也傾向遵循以上關於「自由」的公設。因此，社會學首先是做為一門「研究不自由的科學」而發展起來的，社會學家關注的與其說是自由，不如說是「不自由」，如果自由是自然的事物，那麼「不自由」必然是人為的創造物；另一方面，人的自由意志看起來是一種喜憂參半的天賜，為了社會整體的利益，因此人們還需要關於穩定社會秩序的研究，因此對自由的種種限制的濃厚興趣具有認知和規範兩方面的正當理由。(p4-5)

社會學是是做為對某種特定社會類型的一種反思而出現的：這一社會是近代在西方建立起來的，並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自由個體與他所屬之間的社會之間有一定的關聯性，而這個關聯性並不局限於限制個人的追求和對個人的動機進行「文化制約」或「意識形態導向」。它與人做為自由個體的存在本身有關，不僅自由個體的活動方式，而且做為自由個體的男男女女的真正身分都被確認為是由這種社會構成的。歷史研究和人類學研究，提供證據證明自由個體遠不是人類的普遍情況，而是歷史與社會的創造物。(p6-7)

本書的要旨在於，由於個體自由是與特定類型的社會一起出現的(或許也一起消失)，因為個體自由不能，也不應當視做當然之物。自由僅僅是做為一種社會關係而存在的，自由是一種與個體間的差異有關的特質，而不是一種財產，不是個人對其自身的佔有；自由只有被看做某種過去或現在的其他狀況的對立物，才有意義。自由個體的存在標誌著特定社會內部的地位分化，更為甚者，它對穩定與再生產這種分化起了重要作用。我們社會中的自由，既是社會整合和體系再生產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又是在社會整合和體系「運作」的過程不斷再造出來的條件。個體自由所佔據的中心位置近來已由於自由從生產和權力領域轉入到消費領域而得以確立。(p7-8)

第一章、圓形監獄，或做為社會關係的自由

　　自由天生就是一種特權(privilege)，產生分化和分離，其吸引力來自差異：有無自由反映、標明並奠定了尊卑、善惡、受人羨慕與令人厭惡之間的對照。自由意味著一種社會關係，一種非對稱的社會狀況；實質上它隱含了社會差別──它假定了和暗示了社會區別的存在。如果享有自由意味著行為不受約束(《牛津英語辭典》，1578年)，這隱含了某些人的行為是受約束的。(p11-2)

　　現代社會認為維護社會秩序是一個「問題」：即某種需要排入議事日程，並加以考慮、討論、關注、處理和解決的事情。這意味著社會控制，可分為防止和鼓勵兩個方面，防止民眾去幹人們不希望他們去幹的事，或鼓勵民眾去做人們希望他們去做的事。傅柯揭示了邊沁《圓形監獄》的重大意義，洞察到了現代權力約制人的特性。但傅柯忽略了圓形監獄還揭示了自由和非自由、自主和被管轄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顯現的不僅僅是兩種理想類型之間的邏輯區別，而是一個社會結構內部相互決定的位置之間的一種社會關係。(p12-3)圓形獄獄並不關心犯人想什麼──而僅僅關心他們做什麼。邊沁的觀點公然撕去了自由派的偽裝，而與道德上自主的個體這種說法格格不入。圓形監獄的設計者只需要通過著意渲染「和平與安寧」的種種長處，此外只允許最令人乏味的選擇，便可以輕而易舉地保証(犯人選擇)偏好的一致性。圓形監獄所代表的「統治方式」(regimen)的任務，便是去護衛這種選擇的單純性，其實質在於知識的非對稱性。(p15-8)

邊沁充分意識到，以確保安全而又平穩的社會秩序再生產為目的，人類社會不能不通過積澱而形成兩種截然對立，然而相互約制、相互確認的社會模式：一種模式以完全自由做為其理想境界，另一種模式尋求的則是完全的依賴。圓形監獄證明了，在這種社會中，一些人的自由，使得他人的依賴狀態既是必須的，又是有利可圖的，而一部份人的不自由又使得另一部分人的自由成為可能。圓形監獄中的犯人，他們是形象是司空見慣的人，人們會毫無困難地認出「工廠雇員」(factory hand)的影子。圓形監獄可以理解為整個社會的描述性模式；一種限制在一個旋轉的建築物中的微型模式，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個「完美」社會的一種修正過的模式，一種改進過的模式，一種理想化的模式，其控制是適度的，細緻地將其成員歸入不同類型的社會，因而它相應地賦予人們不同程度的自由和不自由。(p23-5)

就其顯露的和隱含的雄心而言，圓形監獄也許可以比做是派森斯苦心建立起來的社會體系模式。但圓形監獄並沒有像派森斯的社會體系有一整套的共同文化規範。事實上，除了人類普遍的趨樂避苦的偏向之外，幾乎沒有什麼文化因素可以將邊沁的社會的各個面向聯結起來。正是差異性，而不是相似性，整合了邊沁的體系，完美協調的微型社會是由嚴格尊守的權力畫分組合起來的。反過來，構成權力之畫分的，是不受拘束的選擇和迫於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而做出的選擇之間的差異，即自由與不自由之間的差異。(p25-6)

派森斯假定行動者的「同質性」(即從「行動者本身」的角度來研究行動者)，同時以社會行動做為社會(有時是其全部領域)理論的出發點，假定了一種做為社會最基本單位的自由選擇者的概念。與此相反，邊沁模式的初始公設是差異而不是類同。一些行動者要比另一些行動者更自由：各類行動者所享有的自由度的區別，是社會體系得以形成的真正要素。區別先於行動。行動的內容和潛力都取決於行動在相互作用的網絡中所佔據的位置，在這一網絡中自由選擇的人往往限制了被動接受者的選擇。按照這一分析，自由看來是進行統治的能力，是爭取權力的一種嘗試。只要有其他人被束縛，自由就是一種權力。邊沁的系統是由相互作用的關係網構成的，而不像是派森斯和類似的模似中那樣賦予單個行動者的單個角色構成的。通過可預測性(確定性)與不可預測性(非確定性)之間的對立，權力和服從之間的聯繫得到了保證。(p27-29)總看守不需要法律規範和法律規則，因他具有正確的行為動機和按照這些動機來行動的充分資源。營利將是目標正確的標誌，而蝕本成為需要改變行為的警告信號。總看守擁有資源，因此他能成為自由的行動者，並根據自身的主動性與責任感與其他自由行動者發生關係。立法者從此可以休矣，從現在起，他們是多餘的[1](p30)。

對社會模式做出理論概括的人是知識份子。做為知識份子，他們從事一種特定種類的生產實踐，這種實踐構成了特定的存在方式，即一種與社會其餘成員相關的身分，一種對自身作用的認識，以及一系列屬於他們自己的抱負。正是這些實踐、認知視角和抱負，經過加工，概括為社會的典型形象。知識份子傾向於從這樣一種方式來看待社會整體，把他們自身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描繪成社會運行的中心；無疑，知識傾向從知識階層所承擔和要求的任務的最佳視點出發，將社會描繪為一個社會整體。而這類任務的本質、最佳視點、產生的形象會隨知識份子的社會位置和作用的歷史變遷而改變。(p30-1)

身處學術環境下的知識分子所構造的模型在整體上體現了偏愛象徵符號活動的傾向，如派森斯。而邊沁的模式是從做為設計者和內行(expert)這類知識分子的最佳視點出發建構而成的，這些人擁有指導人類行為的法律知識並擁有技能來建立一種使這些法律得以發揮最佳效能的社會環境。在上面兩種模型中，知識份子是做為「立法者」出現的，他們決定了可行的、完全一體化的社會體系的「規範」。在第一種情況中，將自由看成做「個人本身」(individual as such)的特徵或權利，看做是體系所有單元的普遍屬性，由於人們做為教育、社會化或一般文化薰陶的對象，處於共同的境地，因而一致具有這種屬性。在第二種情況中，自由是做為社會秩序的生產和再生產機制的一個因素而出現的；因而，它處於戰略上至為重要的網結上，這種網結聯結了整個網絡。自由依然是一種需要審慎分配的資源，在分配關係中，它總被視為關係的一極，而另一極是不由自主。在此自由為這種關係所產生，同時，也是這種關係得以永存的首要條件。因而自由既是特權又是權力。(p31-3)

介系詞片語，由介系詞加上一個名詞片語所構成的意義單元(p172)
空間的介系詞：點(at)，線(on,along)，面(on)，體(in)
時間的介系詞：點(at)，長時間(in)，特定日期(on)

社會理論

「社會理論」在紀登斯的看法中，他認為其「涵括了各門社會科學所共同關注的論題，即探討人的行動與行動中的自我的性質，研究應該如何從概念上來理解互動及其與制度的關係，努力把握社會研究的實踐意涵。」，「社會理論的任務之一，就是對人的社會生活與具能動作用的行動者的性質作出理論概括，闡明社會生活的具體過程」。(xxviii)

他反對將社會理論引向高度概括的抽象認識論問題，同時也批評實証取向的觀點，屬於「為什麼」的問題並不是透過抽象概括就可以解決的，給出概括並非社會理論的根本目的。「社會理論的探求者們首先應該關注的，是重新構造有關人的存在與行為、社會再生產與社會轉型的概念(按：本體性的關懷)，而不是愈益沈溺於認識論爭論中。」(xxxi)我們必須把客觀主義與主體主義的二元論，重新建構為某種二重性(duality)，即結構的二重性，這一假設正是結構化理論的基礎。(xxxii)

佳句

    既定概念所帶來的自如感很容易成為怠於思索的遁詞。如果思想確實具有重大的啟廸，那麼，重要的任務不是窮究它們的根源，而是進一步對這些思想加以磨礪，展示它廣泛的用途，哪怕所採用的概念框架截然不同於原先孕育它們的那種。(xxxiii)

結構化──從個人談起

行動者在行事時有能力理解自身所為，在社會活動的具體情境中，人類的反思能力始終貫穿其中，但這種反思性只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於話語層次，大抵止於實踐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實踐意識指的是行動者在社會生活的具體情境中，無需明言就知道如何「進行」的那些意識。慣例(routine)(依習慣而為的任何事情)是日常社會活動的一項基本要素。「日常」這個詞所涵括的，是社會生活經由時空延展時所具有的例行化特徵。慣例主要體現在實踐意識的層次上，將有待引發的無意識成分和行動者表現出的對行動的反思性監控(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ction)分隔開來。(xxxiv)

人們在日常社會接觸中，存在一種對身體的定位過程(positioning)。身體根據直接與他人的共同在場的相關聯的背景來加以定位。任何一個個體都既定位於日常生活流中，又定位於他整個生存時段即壽命中，同時還定位於「制度性時間」的綿延，即社會制度「超個人」的結構化過程中。最後一點，每個人都以「多重」方式定位於由各種特定社會身份所賦予的社會關係之中，這是社會角色概念主要適用的範圍。(xxxv-xxxvi)

區域化(regionalization)在社會理論中，我們可以聯繫不同的場所來有效地考察社會互動的情境定位特徵。所謂場所，是指活動的場景(setting)。一般而言，時空的「固定性」(fixity)也就意味著社會的固定性，日常生活物理環境實質上的「既定」特徵與慣例彼此交織，深切地影響著制度再生產的特徵。在區域化裡，某些類型的活動與人是被「封閉」(enclosure)起來的，另一些則是「暴露」(disclosure)的，所以說區域化在心理和社會層面上也都有著很強的影響。我們最好是重新理解「宏觀」與「微觀」之間的對立，通過關注共同在場情境下的互動如何在結構上融入具有廣泛時空延伸的系統，即關注共同在場情境下的互動系統是如何在大規模的時空範圍中伸展開來，來考察所謂「微觀」與「宏觀」之間的關係問題。對區域化的強調會有助於我們認識到，社會系統中的「系統性」程度可能有著非常大的差異，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也很難輕易地指明所謂的那些「社會」的界限。功能論與自然主義認為社會是明確限定的實體，而社會系統是內在高度整合的統一體的看法，是不符真實的。(xxxvi-xxxviii)

「結構性原則」指的是各個社會或社會總體(societal totalities)在結構上的一般特性。正是透過結構性原則的概念，可以最有效地挖掘矛盾(contradiction)這一概念對社會分析的價值，而作者將於歷史中考察這些概念。(xxxix)但我們也必須避免將「歷史」等同於社會變遷。「歷史性」指的是置身於始終面臨變遷的社會中的一種特定感覺。一味苦求某種社會變遷理論是沒有結果的，而認為社會科學可以揭示人的行動的普遍法則也是邏輯謬誤的，因為人類對他們自己的「歷史」所抱持的理解與知識，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歷史的內涵與改變歷史的力量。紀登斯提出了「情節片斷」(episode)與「世界時間」(world time)兩個概念來談社會變遷。(xxxix-xli)

結論化理論如果要和經驗研究掛鉤，關鍵在於如何看待研究者已經置身於他的研究「主題」這一事實的邏輯意涵；在於如何闡發行動者與結構這類核心觀念的實質蘊涵。首先，社會行動者自身極有可能十分關注許多話語現象中的潛在意義，但社會研究卻輕易忽略了這些潛在的意義；第二，我們必須在經驗研究工作中融入對實踐意識的考察，無意識範疇之下匯集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些問題，這就必然要求我們在追問時，採用完全不同於描述性社會研究的手段。(xlii)

功能論強調行動的非意圖後果，但是用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分析與之相同的社會規律再生產；而非意圖行動必須先把握何握意圖行動，而這更要求了我們對能動性的認識。(xliii)

結構

結構化理論中的「結構」，指的是社會再生產過程裡反覆涉及到的規則與資源；我們說社會系統制度化具有結構性特徵，就是指各種關係已經在時空向度上穩定下來。我們可以抽象地把「結構」概念理解為規則的兩種性質，即規範性要素(normative elements)與表意性符碼(codes of signigication) 。而資源也具有兩種類型：權威性資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和配置性資源(allocative resources)。以下兩點對於開展具體的研究工作尤其有用：一是考察作為結構性關係之「轉換關鍵」(transformation points)的各種實踐是如何在日常慣例中相互交織在一起；二是考察制化實踐將社會整合與系統整合聯繫起來的方式。(xliii)

社會科學的反思──介入與變易

社會科學中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什麼普遍法則，這裡最主要的原因並不在於經驗核對總和證明的方法不甚充分，而是因為行動者關於自身行動背景所擁有的知識(或信念)而言，在有關人的社會行為的概括過程中，牽涉到的因果條件本質上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社會科學與自己的活動構成了社會科學研究主題人之間，存在著交互解釋的作用，即「雙重詮釋」(double grmeneutic)。我們無法將社會科學的理論和結論與它們所探討的意義及行動世界截然分開；另一方面，普通行動者(lay actors)也是社會理論家，他們的理論參與構成了作為職業社會觀察者或社會科學家的研究物件的活動和制度。(xliv)

有關社會過程的思考(理論及對它們的見解)持續不斷地介入、脫離、再介入它們所描述的事件世界，這正是問題的關鍵。社會科學中最為出色、最吸引人的觀念，一是參與醞釀孕育它們的輿論氣候和社會過程，二是不同程度地與人們用來推動構成這些社會過程的理論融合在一起，三是從而不太可能與普通行動者的某些思考結論截然分開，在這些經過思考得出的結論裡，普通行動者可以在話語層次上明確闡述甚至改進人們用來構成社會過程的理論。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居的，當有魅力或有實踐潛力的理論、假設與結論被應用於社會生活時，可以檢驗它們的原初根據已經發生了某種變化。但仍有些社會理論，在孕育它們的背景條件已經消逝之後，仍然能夠保持自身的青春活力，這正是因為它們參與與構成了我們今天所置身的世界、它們是對社會實在的的反映，與此同時，這些理論實際既促進了這種社會實在的構成，又與我們注目的社會世界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xlv-xl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