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 a man

第三章　自由的收益和代價

每當我們難以使責備「人格化」(personalize)，我們就就傾向談論社會壓抑；一種恰恰是由於社會的存在而產生的壓抑，一種無可避免的、天然的必要性(這時我們對此無可奈何)；或是一種由社會的組織不當所引起的壓抑(這是我們仍然希望消除這種差異)。壓抑的感覺之根源，在於人們自己的意圖和按照這種意圖去行動的可能性之間的衝突。在功能分化的社會中，實際上所有人都是「由社會所擺布的」(socially displaced)。悖謬的是，也正是幸虧了這樣一個功能分化的社會，個人才具有許多選擇的機會，從而使他成為一個真正「自由」的個體，並產生了大範圍的受壓抑的經驗。一旦受壓抑的經驗是人所共有的，那麼尋求自由的動力也是如此。只是認為自由是對壓抑的矯正，那麼自由的意義就依然是清晰的。「徹底自由」(complete freedom)只能被想像為(然而不可能付諸實踐)絕對的孤獨：完全割絕與其他人的任何聯繫。然而長期離群索居，必然會陷於失去保護和不穩定加劇的雙重困境之中，而每種困境都足以使自由的任何可想像的益處化為烏有。如果徹底自由僅僅是一種心理實驗而不是一種實際經驗，那麼一種略為弱化的自由則是以「獨處」的名義行使的。獨處是一種拒絕其他人在特定的時間或特定的活動中侵入特定場所的權利。然而，獨處的昂貴在於，它必須以獨處的名義出賣掉其他的個人需要。獨處至少要求暫時中止社會交往；沒有其他人來分享你的夢想、憂慮或者恐懼，或提供幫助和保護。(p63-5)

喬治‧巴蘭廸爾考察了自由所固有的含混性，指出這種含混性與所有權力同樣持久的矛盾心理存在著親緣關係。權力可能是暴虐的，因而在壓制人的時候是有效的，權力才會被視作是一種規則性的保證，並被體驗為一種秩序感和安全感；由於這個原因，人們傾向接受它，即使同時它做為特殊秩序的監護者而引起人們的憎恨和抗爭，因為在這種秩序中種種有爭議的問題是以違背人們的利益而加以解決的。矛盾心理的的這兩種情況(自由的體驗以及對團體成員的約束)不斷產生共同體的夢想：這種共同體既能結束孤獨的擔憂，又能消除壓抑的恐懼。而這種幻想的根深植於當今的現實之中。(p65-7)

資本主義革命激發了大眾對於自由的幻想，然而，大多數人卻發現自由意味著必須依賴自身的能力。對許多人來說，強權再一次成為一種優先權──而一個以法律、秩序和確定性的靈丹妙藥來迷惑人的潛在獨裁者則很有可能受到人們廣泛的擁護和熱烈的歡呼。資本主義的後期階段發展，信息技術的驚人發展和所謂「關懷人的職業」以及「社會泰勒主義」的新翻版，使得對個人生活的社會控制有了巨大的發展，而這種控制是針對消費者行為的。「控制比以往更密切地與社會關係融成一體，儘管它可能並沒有採取嚴厲或令人不快的形式，但仍然比以往更加無孔不入，以致即使從例行公事和慣常的工作場所『逃避』到癖好、假期、幻境等的種種『企圖』，也常常都是編制好的。」諾伯特‧埃利亞斯提出了一種理論來描述資本主義和「自主個人」之間的進一步分離是不可避免的，其軸心概念是「消除競爭」(elimination contest)和「攏斷功能」(monopoly function)，「通過連續不斷消除競爭的過程，越來越多獲取權力的機會將會聚積在越來越少的一部分人手中。」人們能夠預料以典型的資本主義方式處置個人自由的情況，將局限於越來越小的那部分人口。依靠自己的力量，爬上社會最高層的孤獨的實業界巨子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p67-71)

現在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已超越了恪守制度上確定的目標、規則和行為模式。個人自我作主的內驅力已從物質生產領域被排擠出去，而在消費世界開闢了另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消費世界明顯擺脫了其他一切競爭形式所具有的自我毀減傾向，這是通過將個人之間對財富和權力的競爭提升到對象徵符號的競爭而得以實現的。Pierre Bourdieu對這種自我推進和自我維繫的機制做了詳細而深入的考察，他的結論的要點是，社會地位之間的差別，而不是地位本身，是由消費世界所界定的競爭的真正本錢；「境遇的差異和更為重要的地位的差異，在象徵意義上是系統擴張的目的。」地位差異的量是沒有盡頭的。個人自由的領域從爭奪財富和權力的競爭轉向象徵符號上的競爭，為個人的自我作主創造了全新的可能；由於象徵符號上的競爭絕不會面臨迫在眉捷和無可挽回的失敗危險，因而它並不一定包含受挫和自我毀滅的萌芽。這種競爭，由這種競爭所喚起的個人活力，由它所提供的選擇的多樣性，以及由它所帶來的個人的滿足，都完全是貨真價實的。(p71-4)

今天，資本主義並單單一個競爭所能界定的，毋寧說它已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系統，這個系統由數目有限的(並仍在減少中)的控制中心來操縱和監控，每個控制中心都以日益有力而昂貴的信息採集和製作手段來裝備自身。資本主義早期時代關注於確立自我認同，並贏得社會認可的自我作主的個體仍然充滿活力──他只是從另一個生活領域來尋找問題(我是誰？)的答案，並相應採用了不同的手段：透過身分團體內部的競爭和不同品味之間的競賽而獲得。這是第一個為資本主義社會大多數人所遵循的個人自由和自我作主的新模式，不僅是在意識型態上的幻想，而且是人們在實際生活中所遵循的。這一進程同象徵符號上的競爭替代財富和權力競爭的過程是緊密相連的，使消費擺脫了「物質需求的自然限制」。隨著消費被牢固地確立為個體自由的一個焦點和競技場，資本主義的未來看起來似乎比以往更為安全。社會控制成為一樁輕而易舉的事。消費巿場成為一種被控制者心甘情願和滿腔熱情接受的控制形式，它的主要魅力也許在於它提供給公眾誘人的自由，而這些公眾在其他的生活領域中發現的僅僅是常令人感到壓抑的束縛。提供自由的這個巿場，同樣也提供了確定性。這種巿場提供給個人的是「純粹個人的」選擇權利；然而它還使這權利得到了社會認可，從而驅除了影響自主意志之快樂的不安全感這一幽靈。消費巿場以一種悖謬的方式實現了那種「幻想共同體」──在那裡，自由和確定性，獨立和集體生活彼此毫無衝突地相互共處。(p74-8)

消費巿場提供的處置自我建構的方法，是從大量出售的商品中選擇身分象徵符號。被選擇的符號可以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匯集起來，從而得以形成大量「獨特的組合」。巿場方法利用形象來塑造自我，這種自我逐漸等同於其他人所能看到的和識別的視覺線索，它們代表的意義則取決於人們的理解，這種視覺線索是多種多樣的，包括巿場以實物、服務或知識的形式所提供的一切東西。個體本人所要做的唯一事情是遵循一整套東西所附帶的一種現實的命題。可供選擇的範圍是廣闊的，然而，一旦做出某種選擇，那麼這種被選定的認同通過做出必要的購買或使自己服從於所要求的訓練，而成為真實的認同。對自由選擇的社會認可(即擺脫不確定性)是巿場供給消費者的另一種服務。在顧客的頭腦中，這些象徵符號是與顧客希望借助它們達到的生活類型相聯繫的。象徵符號商品的價值，借助知名人士的威信、科學權威的確定、含混的「科學調查」、表面上「科學的」話語，以及數字上的權威而確立。所以，消費巿場是提供和獲取自由與確定性的場所；在享有確定性的同時又不損害主體自主性的確信時，享有自由便免除了痛苦，這是消費巿場的了不起的成就。(p78-82)

消費巿場為資本主義的政治穩定以及按照利潤導向的目標對其成員進行社會整合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服務。個體依賴於巿場和專家而成為個體──換言之，能夠做出自由的選擇，並能在不冒大風險和付出過大心理代價的情況下做出這些選擇。個人自由成為權力結構複製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如果說個別的廣告或電視商業廣告促進了具體牌號產品的銷售，那麼以巿場為媒介的自由和確定性的全面持久影響，就成為社會體系及其統治結構穩定性的可靠保障。然而，無論這種方法有多少主觀的和體制的優勢，它都無法不加區分地將個其擴展到社會的所有成員，所以還必須透過其他的方法來控制，比如，可以用「圓形監獄」技術的某種翻版形成。(p82-4)

社會福利就是這樣的一種翻版。社會福利的發展受到有力的推進，而對它的扺制則較弱，這應歸功於它在增強權力結構中所起的作用，即在保證社會制度(它以社會地位和機會的永之性不平為為標誌)內部的安寧和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福利制度化在近階段的一個重要趨向是它的對象逐步受到「幼兒化」(infantilization)的對待。他們的開銷、裝飾品、衣服、食物、生活方式受到精細的控制，他們的隱私權隨意被健康、衛生和教育專家不期而來的造訪所侵擾；要獲取福利方面的待遇，其唯一的交換條件是向盤問不休的官員充分坦白和徹底暴露個人生活的最隱蔽之處。福利接受者的徹底無自由，只是更普遍的管制原則的極端證明，而這一原則著重於消費者導的社會體制之活力，公共產品的實用價值附帶著否定的象徵價值(這是落在那些被迫消費它們的人頭上的恥辱)，所以在消費所推動的象徵上的競爭中，它們體現為一種債務。公共商品徹頭徹尾的虛有其表及其在地位象徵的等級制度中的低級別，勢必激勵每個有財力的人使自己從對公眾服務的依賴中「贖買出自己」而進入消費巿場。(以私人小車代替公車…)(p84-7)

儘管消費自由在理論上普遍適用，但實際上它仍然是一種特權和卓異成就。為了將消費自由當做社會控制和整合的主要媒體來使用，後期資本主義體制顯然需要將自由與它的對立面──壓抑相互並置。使消費者自由成為人們普遍喜愛的選擇，因而成為社會控制的最有效媒體的原因，恰恰在於它具有一種特權，卓異成就以及擺脫憎惡和討厭的選擇這樣的特性。(p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