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 a man

　　現代人的思想與行為受到無處不在的「大眾傳播媒體」的深刻影響。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m)在其著名的「媒介即信息」一語中，包含的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觀點，那就是無論傳播媒介提供的是怎樣明確的信息，其實對觀眾影響最有力的是傳播信息的途徑和形式，而不是信息的「內容」。「戲劇性的傳播方式」具有一系列的區別性特徵，這些特徵對消費者的生活方式，對一向充滿敵意的現實與快樂之間獨特聯盟，以及對不需要以飽嘗不安全之痛苦來換苦自由的奇異存在方式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首先是「真實的事件只發生一次，是不可逆的，不能重複的；而戲劇看起來像是一件真事，但它卻可以任意地重複。」在這個世界裡，行動只是承前啟後的許多行為的一段插曲，其影響是暫時的、可以挽回的，因此，也許不必承擔過多的道德責任。事件就是個人所做的一切。它們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人們這樣選擇的結果。所以事件的最終意義在於促使事情發生的個人動機。每個事件後面都隱匿著一個可以做出自由選擇，並具有明確目的的個人，因而世界只是一系列的事件，也可以說世界是選擇的匯集──恰如自由消費者的生活世界。戲劇世界與生活世界互相映照、互相複製、互相確認並互為提供合理性。電視不僅「真實世界」描繪成戲劇，而且使它變成了戲劇，並用戲劇事件的形象來塑造它。在電視的作用下，「真實世界」的確變成就像一齣舞臺劇。觀眾通過電視而瞭解到的那部份「外在世界」(world out there)正在擴展；這是一個由電視自身創造的世界。「真實的歷史」是什麼，以及其界限劃在哪裡，已不再清楚了。媒體世界之外的任何東西既無人問津，也無施展餘地，政治逐漸從個人生活的視野中消失。(p96-9)

這和國家作用的變化是相關的，昔日由國家所承擔的「再商品化」這一曾是舉足輕重的角色，正在慢慢地消亡；其次是，國家日益退出對勞資關係的直接干涉，減少對再生產財富(做為資本)和人類個體(做為勞動)之領域的關注和責任。在我們現有的體制中，資本主義是做為消費者而介入社會的。但這種介入並不需要國家的主動干涉。產生共識和恰當的社會行為，都由消費巿場負責完成。巿場導向成了社會整合所需要的一切。(p99-101)

希爾斯曼(A. O. Hirschmen)曾區分出公民藉以控制那些統治他們的權勢的兩種方式，並分別稱它們為「退出」(exit)和「申訴」(voice)。做為一種整體的消費巿場可以看做是一種從政治中的制度化退出；或者說做為一種非常強的誘惑力，這種巿場旨在刺激未來的消費者成群地脫離單調乏味的政治和官僚的管理世界。境況較好的社會成員的大規模退出，使得環境較差之輩的「申訴」難以引起反響──他們的「破壞力」太小，以致政府完全可以放心地置之不理。消費時代的政治悖論表現為，一方面那些能夠對政治決策產生影響的人無動於衷；另一方面那些依賴於政治決策的人，則又幾乎對政治束手無策。生活在貧困狀態或接近貧困狀況的人，在一個消費者社會中，他們被界定為有缺陷的消費者；他們的「缺陷」(imperfection)(被用來證明歧視他們的合法性)在於無力參與自由選擇的競賽，並明顯喪失了行使個人自由以及處理介於他們與巿場之間的做為個人私事的生活事務的能力。在消費社會中，貧困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狀態，貧困者是一個無法從事對一個「正常的」社會成員來說是適當的社會行為的人。不由自主狀況和滲透一切的官僚管制造成了他們同社區其他成員(他們是自由的、自主的)的分離。官僚組織決定人們的需要，意味著個人自主和自由的永久缺乏。在消費社會中，不由自主生活的狀態構成了一種剝奪。被剝奪者的生活受到官僚組織的支配，在被剝奪者的生活中，政治是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的；政治一方面深深地滲透到個人生存的最隱秘的領域，另一方面則是遙遠的、異己的和不能接近的。在消費社會中，官僚政治所造成的壓抑是消費者自由的唯一替代選擇，而消費巿場是逃避官僚壓力的唯一場所。處於消費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這種逃避之路向絕大多數個人敞開。(p102-6)

共產主義制度代表著一種通過消費巿場整合起來的社會之替代選擇，而沒有消費自由則是這種替代選擇最突出的必具屬性。國家的政治威力在這裡建基於國家「確定」個人行為之「決定因素」的能力之上。每個個人問題都直接成了政治問題；如果不能促成政治權力的某種擴張，個人問題就無法解決。如果說在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中，國家能夠處之泰然地看待政治和社會觀念的激增和擴散，因為無論是體制整合還是社會整合都不再取決於對某種特定的合法準則的普遍接受，那麼共產主義國家卻因知識分子發表的每一種不同意見而發生動搖，因為它們沒有提供任何人從政治中退出的途徑，所以也不能指望通過言論來表達抗議的趨向會自行消散，而主要依賴於撲滅持不同政見者在政治上鼓動騷亂的任何企圖。從以上的考察看來，政治－官僚組織的壓制是替代消費自由的唯一抉擇；至少是唯一「真正存在的」抉擇。而且還說明了，對當代大多數成員來說，個人自由(如果可以獲得的話)是以消費自由的形式出現的，同時帶著所有令人愉悅而又不十分愜意的屬性，一旦消費自由滿足了個人關切、社會整合以及體制再生產的要求，那麼政治官僚組織的強制壓力就可能消除了，往昔觀念和文化慣例的政治引爆力將失去作用，見解、生活方式、信仰、道德價值或審美觀的多元性將毫無干擾地得到發展。然而，悖論在於，這種表達自由，仍然是由上述體制所決定的，雖然是隔著一定的距離決定的。(p1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