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 a man

社會科學能夠參與「它們的世界」的構成過程本身

　　　　　　　　　　　　　　　　　　　　　　　　　──紀登斯(2002:362)

　　在《社會的構成》一書中，紀登斯以結構化理論為出發點，以結構二元性作為分析基礎，來談社會，以及社會如何構成。所謂的「社會」是什麼呢？紀登斯認為，「社會具有雙重意涵，一是指有具體界限的系統(a bounded system)，一是指一般性的社會交往。」(xxxviii/xxvi)在本書中，紀登斯對於這兩個意思皆有所使用。在此，我們從第一個意涵出發來作討論，紀登斯強調，社會並不是一個封閉系統，他說「所有的社會都既是社會系統，又同時由多重複合的社會交織而成。這種多重複合的系統既可能完全『內在於』社會，又可能跨越社會的『內部』與『外部』，在社會總體與跨社會系統之間形成多種可能有的關聯形態。跨社會系統是包含了不同類型社會之間的各種關聯形式。」(173-4/164)「跨社會系統」這個概念「詳細說明不同社會總體之間的關係」(253/244)。那麼所謂的社會總體又是什麼呢？「社會總體」是指「各個制度結合起來的整體」(179/170)，而制度(institutions)則是「在這些總體中時空延伸程度最大的那些實作活動」(17/17)。因此，跨社會系統牽涉到不同制度「整合」的問題，亦即「社會整合與系統整合」的問題。

「整合」可以被理解為「行動者或集體之間(自主與依賴)實踐的交互關係。這樣，社會整合就意味著面對面互動層次上的系統性；而所謂系統整合，指的則是與那些在時間或空間上不在場的人之間的關聯。」(27/28)那麼，我們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考察社會整合與系統整合的關係呢？答案是透過「區域化」(147/142)這個概念，區域化涉及了與各種例行化的社會實作發生關係的時空分區(zoning) (123/119)。紀登斯提供了圖(125/121)，作為思考區域化模式的一個分類框架。

　　所謂的「形式」，指的是「確定區域邊界的形式，在絕大多數的場所中，不同區域的邊界往往具有物理標誌或符號標誌來劃清界限」(125/121)，但無論如何，不同區域之間總是多多少少會相互滲透，交織在一起。而「區域化可能包含在時間跨度或空間範圍上千差萬別的分區」(126/122)。特性指的則是「場所的時空組織以何種方式，被安排在更加廣泛的社會系統之中」(126/122)。理所當然地，範圍較大的區域往往依賴某種程度較高的制度化，而所有的區域，總是帶有社會行為跨越時空進行結構化的內涵。個人共同在場的社會互動，與大範圍的制度秩序聯繫在一起。大範圍的制度秩序，實際上是透過日常生活的例行化互動而再生產。因此，作制度分析不能脫離對跨越時空的再生產循環的考察，在此，紀登斯為我們勾勒再生產循環的樣貌(見(198/191圖)，他說：「我所謂的再生產循環，指的是反饋到其來源的過程所具有的極其清晰的確定「軌跡」，不管這種反饋是否受到具有特定社會定位的行動者的反思性監控。…我想用這個這個概念來指社會再生產的實際條件。」(199/192)

　　在這個再生產循環的圖表中，首先提到了「對行動的反思性監控」。「反思性根植於人們所展現、並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現的對行動的持續監控過程。這種對行動的反思性監控是以理性化為基礎的。而這裡所說的理性化，是指一種動態過程而不是靜止狀態，它內在地包含在(involved in)行事者的資格能力(competence)。」(4/3)，所謂的「理性化」指的是「行動者對自身活動的根據始終保持『理論性的理解』」(6)，也就是說，理性化是行動者想像他人在行動中「應該會如此作」的方式。而「理論性的理解」，則來自於行動者所有擁有的知識能力(knowledgeability)。而這些知識能力，是在同一場所(locale)裡的行動者所共有的，因而我們可以稱之為「共同知識」。「共同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是默契於心的(tacit)，主要是在實踐意識的層面上進行的。」(349-50/336-7)這些共同知識，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得以可能，並具有秩序。秩序確保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又再生產了秩序。因此，「在再生產制度秩序的過程中，這些人也再生產了制度秩序的『真實性』(facticity)，這種「真實性」正是這一制度秩序(對他們本人和其他人)所構成的結構性制約的一個來源。」(343-4/331-2)然而，就像紀登斯不斷強調，結構不只是制約性的，同時還具有使動性(186/177)。這裡的重點在於，結構是透過人們的不斷持續地行動再生產出來的，結構指的是「社會再生產過程裡反覆涉及到的規則與資源」(xliii/xxxi)。

「結構」是一個通用的範疇，包含在「結構性原則」、「結構叢」、「結構性特徵」當中，三者的抽象程度是由高至低的。結構性原則指的是「社會總體組織過程的總體原則」；結構叢(structures)是「社會系統的制度關聯所涉及的規則－資源系列」，它的形成「取決於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包含的規則與資源的相互可轉換性」；結構性特徵則是「跨越時空的社會系統制度化特徵」。(193/185)而這些關於結構的討論，必須被放在再生產循環裡來看。而再生產循環以結構二元性為出發點，將社會整合與系統整合聯繫起來。而「結構二元性」認為「以社會行動的生產和再生產為根基的規則和資源同時也是系統再生產的媒介」(19/19)。因此，這整個再生產循環的圖表，是一個動態結構的過程。那麼，在這個跨越時空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當中，我們怎樣才能指明「社會」是什麼呢？

紀登斯認為首先最重要的是確定結構性原則所推動的制度聚合(clustering of institutions)，這些制度聚合界定了一個社會的基本特徵。而在其他方面，與某一場所或地域之間的聯繫(association)、對合法佔據一定場所提出權利訴求的規範性要素，以及社會成員內部普遍存在的某種共同情感，也都界定了何謂「一個社會」。(174/164-5)因此，一個社會才能被突顯出來。

社會透過結構性原則所推動的制度聚合而得以構成，然而結構性原則在本質上卻是具有矛盾性的。紀登性稱之為結構性的矛盾，指的是「各種結構性原則的運作既彼此依賴，又相互抵觸」(200/193)，「矛盾體現了各個社會系統的結構性構成中主要的斷裂線(fault lines)，往往牽涉到不同集團或人群(包括階級，但不限於此)之間的利益分割」(205/198-9)。但是矛盾並不必然會導致衝突，因為「行動者不僅對自身的利益有所意識，而且有能力和動機去左右它，符合這種情況的條件具有很大的可變性。」(205/198-9)也就是說，行動者或集體行動者，會透過反思的方式，去干預歷史，使得未來變得難以逆料，超出人的想像之外。

紀登斯「根據介入集合體再生產過程的形式，區分出兩類主要的集合體，並分別稱之為社團(associations)和組織(organizations)，並且將它們與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s)區分開來。…社團的普遍存在與傳統的合法性模式有著密切的關係；…而組織與社會運動是對突出體現在日常實踐活動連續過程中的系統再生產條件進行反思性調控的集合體。…社會運動是『旨在建立一種生活新秩序的集體性事業』」。體現在個人或集合體中的反思性，正好反映了「歷史並非『不受轄制的人的實踐活動』，而是人類實踐活動的時間性，與結構性特徵之間是相互形塑的關係，並包含了多種不同的權力形式」(230/220)。而「人類社會生活的反思性實際上破壞了任何打算通過一系列單一絕對的因果機制來解釋社會變遷的做法。」(246/237)因此打破了進化論的說法，在此，紀登斯特別強調「現代世界是從和以往的世界所發生的斷裂中誕生的，而不是後者的延續。」(248/239)

　　但是對進化的解構，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對社會變遷作出解釋，只要我們說明我們所解釋的適用範圍與條件限制，那麼作出解釋仍是合理的(264/255-6)。紀登斯為我們提供了五個概念工具，來分析社會變遷。

首先是「結構性原則」，指的是「分析制度之間關聯的方式」，可以作為分析的背景；第二個是「跨社會系統」，指的是「詳細說明不同社會總體之間的關係」，此概念強調的則不是不同社會系統彼此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因而不能把分析的對象視為是孤立的，必須放在脈絡裡來看待。第三個則是「時空邊緣」，指的是「不同結構類型的社會之間的關聯」，與跨社會系統同為區域化概念之一，但與跨社會系統的層次不同。「時空邊緣」談「構成跨社會系統的不同社會類型(societal types)之間存在的相互關聯和權力差別」(174/164)，而這些關聯可能是「衝突性的或共生性的」(393/377)。

第四個則是「片斷特徵化」，指的是「勾劃形式上可比較(comparable form)的制度變遷模式(modes)」。紀登斯認為「所有的社會生活都是片斷性的。…如果將社會生活的某個方面的特徵概括為一個片斷，就是將這個方面看作是若干具有可以明確指定的開端和結局的行為或事件，它們還因此構成了一個特定的時間序列(sequence)。」(254/244)而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就是此時間序列變遷過程的歷史脈絡。最後一個概念則是「世界時間」，強調必須「從受到反思性監控的『歷史』的角度來考察局勢」(253/244)，「局勢一詞來指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位置中，各種影響的相互作用對某個特定片斷的重要意義」(260/251)。也就是說，世界時間著眼於局勢及人的反思交互作用影響，或許改寫用一句常見的話，來說明這個概念：「時勢造英雄們，但英雄們同樣也創造時勢」(註：英雄不只一個)。

那麼，有了這些概念工具，我們要怎麼來分析抉擇出的片斷呢？紀登斯一樣提供了一個分析變遷的模式，見頁255/245。「起源」指的是這一片斷形成的背景，譬如要分析現代世界，現代世界的時空延伸、不均衡發展的區域化、矛盾的社會結構性特徵、歷史性作為社會組織和變化的動員力量…等等都可以作為起源的參考。(245/255)而「一個片斷中社會變遷的『類型』，表明社會變遷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也就是說，一系列變遷是如何深刻而廣泛地破壞或重新塑造了一種現有的制度組合。…在不同的整體社會類型之間的過渡中，其特徵是存在一些變化的『關鍵性臨界點』(critical thresholds)。一系列相對迅速的變遷會產生一個長期的發展契機。也就是說，只有首先完成了某些關鍵性的制度變革，長期的發展才有可能。『契機』是指在與特定的片斷特徵化形式的關係中發生了迅疾的變遷，而『軌跡』則指前面提到的變遷的方向。」(255/246)

　　然而，談到變遷，就令人想到馬克思的歷史變遷理論，馬克思的變遷理論以支配與權力的關係為基礎，但是紀登斯認為馬克思將權力與衝突聯繫在一起是有問題的，因此，必須重構「權力」理論，以期對變遷作出更恰當的理解。紀登斯認為「權力是實現某種結果的能力；這個定義本身並不涉及權力是否和純粹的集團利益聯繫在一起。…權力存在的前提，是各種支配結構的存在，在社會再生產運作的過程中，權力可以藉助這些結構『順利地流通』。…『創造歷史』進程中包含的能動作用和認知能力與權力問題相關…。」(265-6/257-8)而「權力支配結構所能調配的資源有兩種，一種是配置性資源，一種是權威性資源。社會系統在時空方面的任何協調活動都必然涉及這兩種資源的特定組合。下表詳細對比了這兩種資源」： 

(267/258)

而資源的儲存，與「時空延伸、各個社會的時空連續性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並因此和權力的生成問題密不可分」。(267/259)「儲存」是在行動層面上將時空「束集」在一起的媒介，包括運用各種知識管理設想中的未來，回憶已經流逝的過去。儲存除了假定存在一種「生活時間」(lived time)的現象經驗，還假定存在一些時空控制方式，而儲存權威性資源的「容器」(container)就是社群(community)本身。(269-70/261)正是儲存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的容器，產生了上述指出的那些構成社會的各類主要結構性原則。正是藉由資訊或知識的儲存和控制，各種社會關係得以跨越廣袤時空而更為持久地存在(270/262)，並且透過人們的日常生活不斷地再現，而構成了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