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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研究字源學的時候,是否一定要窮盡各家的說法呢?

我的看法是,雖然前人的基礎很重要而且很必要,
但中國字實在太博大精深了,文字學家搞了一輩子,
還是很有多字是無法有共識的,就像你同學所說的
「到底要以誰為準呢?老實說,沒準兒」
在這個層次上,社會分工是個不錯的方式
所以這些字的爭議就留給文字學家慢慢去研究吧
我們就好好利用人家的研究成果就ok了
也不必像許行一樣,要求君農並耕,所以在這點上,
他比你強,你也沒什麼好妄自菲薄的啊,除非你「只」想成為文字學家
不然拿別人的資料來就OK啦,最多是盡力找資料的工夫要多花一些就是了

資料眾多,說法紛異,但是真的沒有個準嗎?
我想說,你就是準,是你在作學問還是他們在學問啊?
如果文字學家真的可以把事情通通解釋完,
那所有的科學家(人文,社會,自然)都該死光了
因為所有的學問都是文字啊,但實際情況根本就不是如此;
在社會分工的前提下,我們有我們自身存在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臧克和《中國文字與儒學思想》提到:「戴震認為小學訓詁與儒學密不可分,小學不僅是工具手段,而且就是本體目的。文字不但是作為書寫的手段,其本質是通過「六書」來反映世界。...戴震的訓詁抑或字義的取舍確定,是从整體的儒學立場,把文字、詞語、經籍納入整體與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繫之中,往復理解、循環驗証。」(P223-4)

在我看來,這段話可以協助吾人回答判準的問題,所謂的判準,就在於與客觀的整體相參照,並以自身的價值判斷為準;而所謂的客觀整體,除了上述所謂的文字,詞語,經籍外,還有對當時時代背景的掌握,就像你解釋甲骨文必定是以當時文化為基準。但是研究文字學的意義是什麼?文字學只是我們學習語源學的一個途徑罷了,而語源學將文字回歸歷史,放回時代脈絡,在當中我們看到了字的變化,然而這事實上是時代的變化。語言是人在使用的,而人會變,所以語言會變,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人要解決的問題。我們之所以要研究語源學,透過文字學作為一種途徑,其目的不外乎要理解當時的人如何看待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在這一點上,郭沫若的努力其實是值得稱許的,他對易經的解釋雖然在我們後人看來很離奇,但他以他的方式回應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帝國主義,批判了中國文化中的缺點,這是他的價值取向,也是他的時代貢獻。而這豈是小鼻子小眼睛整天為一個字兩個字打來打去的人所能企及的?我們是社會學者,也許我們的取徑歧異,但正是因為歧異,所以我們走出個性,走出自己的生命,我們所要學習的,是古代人的智慧,文字學,語源學,不過只是個載體,智慧的載體,最終要得魚忘筌的,不是嗎?整天拿著籃子,什麼魚都不抓,又有何益?臧克和提到:「從認識漢字的目的來看,『意會』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從漢字的形體結構分析造字本義所進行的意會,這可稱得上是文字學者的意會;一是出於某種實用的意圖對漢字的構成所進行的意會,此又算作思想家的意會。然而兩者之間,又由於種種歷史文化原因,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是未來的社會學家,我們是思想家,我們對文字的意會,重點在於面對自身時代的挑戰,就像孔子一樣,發展了「仁義」的概念,老子發展「道」的概念,要不然「兩個人」,「羊和我」,「路」有什麼好談的,正是因為他們這些先聖先哲根於文字本身,而不拘於文字,所以開創出了豐富精采的中國文化,他們針對他們時代的問題,所留下的見解與智慧,至今到我們都受益良多,這豈是區區小學可及,更何況小學還受這種思潮影響呢?你看《中國文字與儒學思想》,不就看到儒家在文字上動了多少手腳嗎?所以讓我們一起站在文字學家,音韻學家的肩膀上,一起來對文字動手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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