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 a man

第六節　知識階層的歷史角色

　　從馬克斯主義理論出發，可以推導出知識份子只存在於階級張力(class tensions)中的看法。知識份子是階級鬥爭中階級張力(社會動力)與觀念化(ideation)的中介者。儘管只從作者的處境、忽略他們更廣泛的表演場景來建構意識形態是不足的；而更大的社會張力架構本身亦不足以解釋為何某些觀點的發言人恰巧作出某種選擇，以及恰巧加入特定團體。接下來我們將藉由舉例的方式，來說明知識階層社會學的主要問題，以及他們可能會採取的後續動作。讓我們來構思關於這個主題的社會學裡面的四個基本問題：1. 知識份子的社會背景2. 他們的特殊相關性3. 他們的上下流動4. 他們在更大的社會脈絡裡的功能。(p122-3)

(a)知識份子的社會背景

為了要理解在歷史知名事件下觀念化的主要樣態，我們不只要分析個人生活史，還要分析關於具代表性的知識份子的位置和社會背景的統計資料。(p123)

(b)知識份子與藝術家的溯源(affiliation)

小而親密的團體：工匠、遊唱詩人、吟遊詩人、滑稽表演者

在介於類種姓制(caste-like)的緊密組織與開放而鬆散的團體之間，有許多知識份子可以置身的聚合過渡型態。他們的相互接觸通常是非正式的，然而小的、親密的團體形塑了它們最常見的模式。[這種小團體]對普遍態度以及思想潮流的形成扮演了顯赫的催化角色。(p123-4)

中世期早期的工匠組織(organizations of artists)反映了這些[團體表現的]性質。工作過程裡的協作性質解釋了中世紀工匠的兄弟會組織(the fraternal organization)、早期的勞作形式(the art forms)，以及個體化(individuation)是晚近才出現的事實。(p124)

詩人則形成不同形態的連結。德國早期詩人是以遊唱詩人(scop)之名而為人所知。一般說來，他們的身體殘疾或是其他特殊性質，使得他們能處於一個相對局外人的角色的位置。這樣一個位置有助於反思或是對立傾向。這似乎是早期詩人的特徵，在他們和他的階層分離前，就已對它保持距離。(p124-5)

此外，我們也發了巡迴的吟遊詩人(itinerant minstrels)和承接滑稽劇角色和傳統的表演者(showmen)。他們是完全的局外人，跟貴族沒有關係，也不屬於任何高貴的職業，而常常被拿來與無賴和妓女相提並論。這些人一開始就是分離的組織和團體連帶(separate organization and group solidarity)，而詩人們則共享他們貴族同儕的地位與職層，後來獲得對於自身的明確意識。(p125)

抒情詩人與情詩歌者

抒情詩人與情詩歌者(troubadours and minnesingers)的位置是相當特別的。他們並非外於封建階級。他們貴族身份的根源是具有重要性的。Schulte觀察到，這些詩人通常是根據身份(status)而被歸類的(自君王、王子、伯爵、男爵、牧師、騎士，而至都巿公民。這是十三世紀的社會階層)。事實上，當詩人因身份、地位而被認同，是不值一提的；優雅和教養開始成為分等級的媒介，從國王以至其他貴族都已經以將自身與吟唱詩人(trouvéres)相提並論而自豪。最卑微的騎士也可以因為詩人的屬性，而得到某種社會補償；因此文明己經是社會進展的一個因素(p125)。勞作形式與社會階級的連結依然是清晰直截的。Schulte注意到早期的[文學]風格是具階級貴族特徵的，後來則變成更少貴族與牧師階層的詩人時代。簡言之，最主要的改變是從固定的階層(stratum)到相對流動的團體([水平流動與垂直流動])。(p126)

對於那些社會位置未僵滯的人們，旅行是一種新經驗的源頭(p126)。只有能夠走出他的社會環境並且遺棄他等級的旅行者，才能發現選擇的可能性(alternatives)，並獲得一個全新的視野。這是就是為何相對無拘束的、旅行的騎士會變反多思與多面向生活觀點的代言人的原因。(p127)在情詩歌者的討論裡，高低階層向女性示愛表明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反映了高低階層態度的混合。這是兩個不同階層的判斷標準，融合進一個流動團體──由兩個階層所參與，並分享他們的態度──的概念框架的例子。只有當從上抽離或自下揚升(rise from below) 的流動緩衝團體與兩者有了聯繫，並採用他們的價值時，衝突情境才可能產生。這些邊緣情境提供了接觸後者的機會，那個從前由真正的知識階層所創造出的分離世界。(p127)

神職人員

[現在來看看]神職人員的內在結構，尤其是當它反映了成員的多樣背景時。一個封閉的團體，很自然地會去發展團體精神，並且中立化其成員歧異的社會傾向所帶來的影響。後來的科層制展現了同樣的傾向。雖然如此，內在的二次分化，可以反映出原先的分化所沒有的東西。重新評估緊密連結的知識階層的社會組成是重要的。(p127-8) Werminghoff在總結教會階層社會史後，評論說：「神職人員一開始將職位開放給自由人，自由人之中最貼近自由血統的貴族。後來較低階的貴族也找到進入地方分會、修道院、女修道院的途徑。最後則是中產階級的進入。自十一世紀起，德國的神職人員表現出多樣的圖形。」(p128)

每一個社會不只透過法律與制度，還透過命令位置的適當佈署，以維持它的組織系統配置。如果現代社會是如此，那麼封建社會更是這樣。在十五世紀時，封建集團在教會的主導地位已經衰退。第129頁的表格描述了兩個重要的趨向：教會集團的逐漸民主化；牧師(ministeriales)的崛起，其社會攀升勝於其他中世級階級。他們[牧師]具有依賴性的出身(of dependent origin)，但其作國王的奴僕，他們把持了具有影響力和權力的位置。在階層中，封建的影響力自11世紀開始衰退，於19世紀，教會對所有階級敞開大門時終結。(p128-130)

雖然牧師並不能完全免於封建形態的第二次分化，但是教會(the Church)仍能創造一群適當聯合(well-amalgamated)以及有紀律的知識階層。他們在社會秩序中的位置已被清楚界定，所有牧師不論其出身背景，都被區分成privilegia competentiae, immunitatis, canonis et fori。(p130)

人文主義與詩歌行會成員

　　在這個階段中，具讀寫能力的知識階層的形成主要是由下列兩個團體為標的：人文主義者(humanist)以及詩歌行會成員[1](the mastersingers)。(p130)

　　人文主義者與社會共生關係有兩種形式：依靠資助人維生，或者在受雇於大學或辦事處(chancellery)。兩種形式都必須依賴資助人的嘉惠。(p130)人文主義者的缺乏安全感，在自身經由通信與參訪所維持的會社(fellowships)當中得到了補償。人文主義者的會社同時提供了學習間的交流(the clearing-house of learning)並且作為配置職業聲望的媒介(agenci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prestige positions)。也正是這些管道，將往昔流動的意見聯合起來，[使意見] 成形於既存的具體協會網絡中。隨著他們的成長得勢，原先的正式意見管道──行會、議會、封建議院──的影響力也成正比的速率消退。(P131)

　　詩歌(mastersong)是由沒有遺棄其社會地位的普通人，將其[地位]意義帶入他的藝術(art)裡的一種民主表現形式。在某個意義上，詩歌行會成員形成菁英人物，不僅是因為他們對於某些禮儀的擅長，亦因為他們蓄意的封閉特性。我們看到了普通人的自我強制約束，另一方面，放縱且易受影響的知識階層傾向將所有新奇事物與意外列為優先考量，優先於既定使用的安全上。(p132)

　　有許多不同的中介形態，是介於中產階級知識階層以及更近代的自由布爾喬亞不受拘泥的知識份子之間的。(p132)

宮廷文化知識份子

　　在都巿中產階級貴族的衰退後，王室宮廷成為復甦封建主義的中心，知識份子的新定位是由貴族階層所型塑。人文主義在這個時期變得更加諂媚與死板。原先在上流社會(society)與都巿菁英間的區分不復存在；另一方面，不具階層地位的文雅舉止也不具什麼重要性了。(p132-3)

　　知識份子只有在中產階級革命後，才成為局外人，[先前都是作為貴族的附庸]。在文藝復興後，一種不同形式的知識階層出現了。The Florentine Academia della Cursca是義大利、瑞士、荷蘭以及德國「語言協會」(language societies)的最初原型。這個協會由不同階級的貴族、學者、受過教育的人，以及一位王室贊助人所組成(p133-4)。社會的趨向逐漸超越封建，而邁向全國性的一致。當要稱呼其他人時，成員使用假名，而不使用頭銜，出版也同樣匿名，使[人們的]注意力能放在正文之上，而不是那個人或他的階層。[協會出版以對話方式呈現的小冊子]，雖然文句是造作不自然的，但其啟蒙之功卻不可抹煞。最重要的是，它們([協會])建立了跨階級的溝通，並且號召起那些學習使用它們的地方菁英。(p134-5)

　　這些協會為後來中產階級讀寫代表(literary spokesmen)提供了啟蒙教育，但是當脫離束縛的(emancipated)而且自信的中產階級知識階層開始公開發聲，這些協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與笑柄。對於矯飾主義與人為造作的拒絕基本上是一場毛頭小子(fledgling)對於雙親持續監護(continued parental tutelage)的抗議。而這場對於宮廷(矯飾)巴洛克(courtly Baroque)的反對，並不只是來自外部，宮廷本身也變成新興聯合知識階層的所在，那就是「沙龍」(salons)──宮廷生活的副產品，成為從早期宮廷文化到中產階級文化的轉折點。(p135)

沙龍知識份子：作家與藝術家

沙龍並不是當代社會的產物。但是，最古典的沙龍是源於法國宮廷的。宮廷的俗套導致對「舞臺後」(behind the scene)私密聚會的渴求。沙龍提供了聊八卦、私通、怨恨和衝動的出口。Tinker對沙龍的文藝功能的研究，羅列了六項主要特徵：

(1)   私密場景(the intimate locale)

(2)   女主人刺激的影響力(stimulating influence of the hostess)：鼓勵才華，忽略出身，維持聚會的高品質。

(3)   即席地的對話形式。

(4)   柏拉圖式的戀愛：對象為女主人，充滿情欲的氣圍。(不只沙龍，其時代風氣亦如此)

(5)   女性的主導角色：女主人是沙龍中的閃亮之星。

(6)   作為中介於生活與文藝的適時角色。

Tinker認為最後一點是最重要的，沙龍填補了王室贊助與民主公眾時期的間隙，提供作作家與藝術家傭金、刺激以及親近經挑選出的同好的機會。使得作者能直接面對他現在的雇主、同好；而且鄙視永久依附任何單一雇主。(p136-7)

沙龍標示出公眾發展的轉折關鍵──從封建形式到民主形式的發展。[沙龍只有在將人數限定於一定範圍內時]，才能維持其社會文藝的功能。一段時間內，沙龍可以避免富創造力的知識階層的社會分裂。但是大眾社會逐漸吞噬了這些文藝領域，知識份子開始飄搖分離。知識份子越來越失去他們先前與上流社會的接觸，以致於在十九世紀左右，他們大多數處在社會孤立的狀態之中。正是在這種大眾社會中的邊際存在導致新的混合形式：「波希米亞社交圈」(bohemian coteries)以及「咖啡屋」(coffee-houses)。(p137-8)

波希米亞社交圈、咖啡屋

　　咖啡屋源於近東。它[於十七世紀中後]在英格蘭的快速散播，昭告給我們它新的、適時的功能；在一個部分民主化的社會，咖啡屋變成第一個意見中心，是提供自由言論的所在，有宣傳小冊以及演說的發表。咖啡屋的政治潛力在法國大革命中是顯而易見的。咖啡屋(café)在後來經歷了一場英語化的過程，變成了政治俱樂部(political clubs)。與其順著他們的發展，不如讓我們停在將咖啡屋視為一個新的團體聚合中心吧。相較於沙龍的資格限制，咖啡屋幾乎不設限，相近的意見成為聚合的基礎，而非共同的生活方式或是有共同的朋友。大都會使得匿名形式的整合成為可能。咖啡屋超越了階層與家庭的紐帶，它是一個自由化大眾社會的產物。當然，即使是在現代社會，個人也不可能完全自由。舊的、封建的階層分類衰退，新階級分化的成長也相伴俱生。(p139-40)

續談沙龍

　　沙龍是選舉的媒介，如同社會「升降機」(social ‘elevator’)一樣地運作，並且對於學習(learning)與意見決策組織施加影響力。沙龍同樣也減緩政治與文藝菁英的成長，並且避免知識份子的過多供應(over-supply)。沙龍不僅表現為選舉的機構，並且升華社會支配進程，並且透過與他們的共生關係([宮廷與社會])，消融了社會局外人，並且培育有發展天份的領導者[2]。(p140)沙龍中的對話反映它作為一個過渡的場景──作為都巿化貴族與都巿世故者的會唔場所。行會的歡宴聚會只是單一階級的事務；沙龍則混合了不同社會地位、忠誠(loyalties)、觀點的個人。貴族仍然構成重力的中心，但是知識份子的見識以及會話的特性形成了微縮的流動競爭社會。沙龍也展示了現代協會的另一項特徵──對於個體受限的主張[權。中世紀行會要求全人參與，而當代的協會只要求部份參與。沙龍流動的、即興、不受限的特徵也是創舉之一]。曼海姆最後批評了德國的俱樂部。

　　總之，知識份子融鑄的特殊形範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社會中受教者所扮演的角色，漸次地闡明了(1)盛行的表達風格以及更清晰的(2)社會基本元素所發展出的[集體]心智。(p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