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 a man

　　Harding之所以談女性主義經驗論與立場論，以及後現代理論，用意在於回應傳統科學方法論中，研究當中對於女性的忽略與欠缺。經驗論的角度認為傳統的方法忽略了女性的面向，應該從技巧面、資料面加以補足。但是立場論認為，光是對方法論修修補補，並無法平衡科學中的性別政治。因此，Harding認為，立場論可以從弱勢角度，來對科學本身提出質疑，挑戰科學的信念以及論述，而不純單停留在方法論層次上。立場論立論於黑格爾的主奴辯証，認為奴隸在勞動過程中，會獲得更佳的理解，進而超越主人，顛覆主人。Harding將這樣的討論移置於性別上，認為女性是被支配的，所以女性能夠習得比男性更佳的知識，所以能提出比男性所建構出來的科學更佳的看法，因而能夠帶來批判與改革。

　　但這樣的看法，受到以Haraway等人為首的後現代理論派的質疑。首先，如同馬克斯在分析階級時一樣，Harding的女人，是個大寫的女人(Woman)，她是一個整一體，不存在異質性。但女人的處境從來就不是相同的，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的遭遇大不相同，美國的女性與非洲的女性處境大不相同，前者可能是剝削的共犯，這樣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再者，Harding有「性別決定論」的傾向，但就上述來看，糾纏在支配當中的，不只是性別，還有階級、階層、種族、文化霸權等諸多因素，男性美國白人、男性美國黑人、男性非洲白人、黑性非洲黃種人、女性美國白人、女性英國黑人、女性非洲小孩，到底誰是支配者？誰是被支配者？劃分的界線在那裡，從來就不清楚。毋寧在這點上，後現代的觀點更為合理，沒有一個統一的歷史主體(ex女人)，而權力也不是上對下式的單向壓迫，毋寧是傅柯式的、零散的、區部的對抗與反擊。而outsider within的想法，本身是有問題的，為什麼女性主義者具有代表女性的優先權？他們憑什麼聲稱自己的想法具優先性？就算她們成功奪回霸權，不也同時就造成一批新的被支配階級嗎？主奴辯証本身是沒有出路的，除了主奴的往復顛倒之外，是無法超越支配關係的。黑格爾並沒有告訴我們，這個關係會怎麼繼續走下去。包曼告訴我們說，自由是關係性的，自由必然同時依賴著他人的不自由。因此，在解放政治上，這始終是個難解的問題。

　　但我本人並不同意後現代關於虛無化、相對化的想法。在改革與批判面，我更同意的是立場論的想法，也就是客觀知識仍是可能的，而批判也是可能的，儘管立場論的想法必須被修正。我認為的甯應賓 的想法是可取的，他將Harding的想法修正為「這些有利的詮釋就是客觀知識的立足點，對被壓迫主體的有利詮釋有認識上的優勢特權；我們要從這些有利詮釋出發」(1988:290)以擊退推卸社會責任，以玩弄符號、文字的空想家。同樣的，我們也要避免主觀論者的想法，他們從個人經驗出發，忽略了社會脈絡的問題。相對於主觀論者，立場論承繼馬克思傳統，認為社會位置決定個人，因而不從個人角度作出批判，而將火力對準社會關係本身，因而得以避免將問題化約至個人，而能炸出社會改革的火花。

　　而Davault對於有關女人經驗的研究，給了我一些提醒。但我想先說明的是，作者給我的感覺，像是寫給女性研究者。在文中，我看不到男性研究者，如何打破性別界線，參與到所謂的「女人談話」中(woman talk)。作者很極端地將語言分成man-made和woman talk，這種分法讓我覺得很不恰當。語言作為一種文化資本，的確存在著差異，但這種差異不能單純化約至性別的面向。女性之所以缺乏某些字眼來表達，乃是因為那是一個他們不熟悉的脈絡，也就是置身於訪問的脈絡中，男性在被訪問時，同時也會有找不到字眼的窘境。每個人的語言知識庫的確會因社會位置不同而有所差異，母親的語彙，與竹科高階工程師、或是檳榔西施的語彙，顯然大有差異。作者認為要用話家常的方式，作訪問，我不以為然，更恰當的說，應該是入境隨俗吧，避免把自己在其他場域的習氣，帶入到人家的地盤來，以強龍之姿，強壓迫地頭蛇之實，這是研究者本身必須反省的。

　　另外，Devault似乎忽略了時間與取得信任的問題。研究是很現實考量的，要和受訪者話家常，需要很多條件，要取得受訪者的信任，成為其朋友，更是需要用盡策略，想方設法，那怕機關用盡，研究者都得盡力，而這不是研究者想就可以的。Devault之所以認為可以話家常，乃在於她的研究主題與她自身的經驗與身份相契合，她可以以母親角色、或女性角色，來與受訪者話家常。但現實是，研究者的習氣(habitus)總是和受訪者的習氣大不相同，階級位置也可能天差地別，如果鄉愿地認為研究者想和受訪者話家常，是輕而易舉的事，不需要種種社會條件的配合，忽略了受訪者對於研究者的想像(如果是以明示的身份出現的話)，那只是研究者的自欺罷了。習氣困擾著研究者，隱身的研究者很難將之完全掩蓋掉，成為完全的局內人，惶論以他們的方式來談。我的看法是，認清自己的研究者身份，自我約束，如果能夠話家常，那最好，但如果不能話家常，那就自然一些吧。刻意地話家常，反倒顯得有點虛偽。而且，有些議題就不是家常的議題，而必須被嚴肅的討論，尤其是面對社經地位很高的人，譬如醫生，你要話家常，他還不見得願意。話家常其實預設了研究者的位階是高於受訪者的，這種預設很糟糕。不同脈絡就應該用不同的方式來與受訪者相處，一句話，見機行事。

　　而在傾聽方面，Devault主張，專心地聽，不要太多自己的意見。但這樣擺明了你就是個研究者，日常生活中，那有人只是專心聽別人話，而不發表自己的想法的。認為研究者不會干擾到受訪者，從來就只是個騙局，忽略了認識與交流的雙向過程。我認為，不需要預設自己要保留什麼，但要見機行事，有想法的時候，可以提出來討論，可以分享給別人，要不然，我實在不懂女性主義者所謂的交流共享是講什麼，依舊是科學邏輯支配了日常生活交往邏輯。

　　但Devault在資料處理的步驟上，倒是給了我啟發。我們平常認為語助詞在逐字稿中是可以略過的，例如「那個…」、「然後啊」、「你知道的嘛」之類的。但是，在談話的脈絡中，這些語助詞，或者談話的停頓，都是有意義的。這讓我想起紀登斯在《社會的構成》 對於「唉呀」的分析(Giddens,2004:81-2)。這些停頓可能代表了談話者的認知預設了某種社會關係，也代表了某些言外之意，還包括了感情面向，都是不可以輕易忽視的，這點，我感謝Devault的提醒，以後打逐字稿，以及訪談中，我會對這些細節，像是情緒的變化、用字遣詞的挑剔，以及時間的延遲等面向，作更多的留意。而在處理逐字稿時，也會留神，不要讓逐字稿失卻談話的原貌，而被學院規格「標準化」，消去了受訪者的原味。

　　最後，女性主義方法論，並非只是女性經驗的研究，它可以成為對於弱勢群體的研究，像是甯應斌(1998)的作法，不只女性可以應用女性主義方法，男性一樣可以使用女性主義方法。我已經看到有些學者，將女性主義方法應用在科學史研究(章梅芳2006) 、國際關係(徐蘭蘭2003) 等面向上。女性主義方法，不止應用於女性上，也可以像Donna Haraway一樣，用在人與機器、人與生態的關係上。在其應用上，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參考資料：
　Harding, Sandra. 1991. "What is Feminist Epistemology?" Pp. 105-137 in her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evault, Marjorie. 1999. "Talking and Listening from Women's Standpoint.
" Social Problems 37 (1): 96-116.
甯應斌，1998 年《哲學論文集》，頁261-296。中研院社科所出版。
安東尼．紀登斯，2004《社會的構成》李康、李猛譯，台北：左岸。
章梅芳、劉兵＜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與中國科學史研究－科學編史學意義上的理論可
　　　能性＞，載於《自然辯證法通訊》2006年第2期(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徐蘭蘭，＜性別、權力政治與國際關係＞，載於《現代國際關係》2003年第12期。
　　　http://ir.nju.edu.cn/wpc/www/xscg/yjslw/2004-08-26/yjslw14-16-95.html